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卡纳韦罗日前在奥地利维也纳宣布：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指导下，世界上第一例人类遗体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中国成功实施。信息披露后，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讨论。

　　完成头移植模型而非“换头术”

　　11月21日，任晓平在哈尔滨举行媒体见面会。任晓平首先更正了媒体关于“头移植”“换头术”的说法，“这是团队完成了首例人类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设计，而不是换头手术。”

　　据了解，手术过程总共持续了18个小时，连接了切断的脊椎、神经、组织和血管。有关本次头移植相关的数据、过程和结果20日在美国医学杂志《国际神经外科》上发表。该期刊是一个开源杂志，在互联网发表，尚未被SCI收录。

　　“相比成功，我更愿意用完成这个词。”任晓平表示，这是外科手术第一次完整提出头移植手术的外科手术步骤、手术设计等。头移植将为脊髓性肌肉萎缩症、高位截瘫、肿瘤、多器官衰竭等不治之症提供新的治疗选择，值得探索尝试。目前，头移植技术研究面临中枢神经再生、免疫排斥反应、缺血再灌注损伤三大科学问题。该团队此前相继开展了小鼠、大鼠、狗的实验，发表了中枢神经、脊髓损伤修复研究的相关论文，在头移植的难题脊髓连接上已有重要突破。在动物实验中，狗脊髓被全部切断后采用特殊化学药物加以融合，术后配合康复训练，通过一年观察，狗可以站立、跑动。

　　对于争议和质疑，任晓平表示，人类的医学进步一直都是不完美的，都存在争议。“我是医生，不是伦理学家。我只是做了一名科学、医学领域工作者的本职工作。”

　　研究和治疗需要对病人有意义方能进行

　　作为“换头术”的力推者，卡纳韦罗在学界颇具争议。他在维也纳发布手术成功新闻后，国际上也有很多学者对其宣称的“成功”表示不认同。有俄罗斯专家认为这只是卡纳韦罗的一次漂亮的宣传活动，血管、肌肉、神经的重新吻合是外科医生基本功，手术过程并没有新的突破。

　　针对头颅移植，世界神经外科联盟官方网站2017年10月23日专门发表声明称，技术的进步使头颅移植存在一定可行性，目前通过血管吻合可以在大脑和颈部之间建立脑血液循环的联系，但是由于脊髓横断后，头部还不能与身体建立神经联系，人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做脊髓切断后的神经再生，头颅移植在伦理学不能被接受，甚至在科学研究上也没有任何意义。任何研究和外科治疗需要站在病人利益角度考虑是否对病人有意义方能进行。

　　“我们不排斥科学探索，关注医学技术的发展，但违背规律和伦理的研究毫无价值。目前宣称‘换头术’成功更多是一种炒作。”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力伟教授说，在头颅移植中还有太多科学问题尚无得到解答，如脑科学与功能的研究、脊髓再生等是全球研究热点，希望取得突破，但目前尚未看到曙光。

　　张力伟说，实施头颅移植从技术层面看，首先是解剖的问题。人体枕骨大孔以上为头颅，以下为颈部，头颅移植选择哪个截面进行，在枕骨大孔处脑干的延髓和颈髓连接，如果截断，就是将“生命中枢”脑干和颈髓离断，其风险可想而知。其次，即使解剖形态移植后，功能是否会成功重建连接，大脑生理功能是否能恢复，脑血流何时能建立，并供给脑组织功能所必需的血液循环，颈部迷走神经对身体的影响等，大脑神经传导束是否重新建立，脑组织缺血缺氧等需要进行专业评估，研究者都没有给出答案。更重要的是，大脑具有人的高级功能，包括情感和学习、记忆、认知功能，脑功能是对人生活质量的最高标准和评价，而人类对大脑功能的了解正在不断探索中，大脑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张力伟说，头颅移植从技术角度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如组织工程、生物技术、基础神经科学、头颅影像组学等多领域和学科，在相关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前，头颅移植距离临床还遥遥无期。

　　据了解，卡纳韦罗的主张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得不到主流认可，近两年转而与中国学者合作。张力伟特别提到，对于新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国家层面应该给予相应关注和规范，不能让中国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同一性”问题，绕不开的伦理挑战

　　从伦理角度讲，“换头术”的可行性也一直饱受质疑。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张迪博士认为，对于尸体“换头术”至少存在两个伦理学问题，一是尸体的获取是否获得了逝者生前或其家属的知情同意，同意书中是否明确会用于“换头术”研究。二是在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校，尸体作为稀缺资源其分配和使用应符合规范，而尸体“换头术”是否符合相应规范。

　　也有观点认为，采用移植整个身体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与移植身体内的很多其他器官去拯救更多的人相比，这样做是否是最有效使用了捐献者的身体值得思考。

　　对于一项新医疗技术，是否能够在人体上开展临床试验，张迪认为至少需要考虑两类伦理学问题：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尸体外观上所谓成功的‘换头术’与活体‘换头术’的成功差之千里。就目前掌握的科学证据来看，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远未达到被允许投入临床试验的程度。”张迪说。

　　而从哲学问题角度考量，首先涉及自主性问题。30岁的俄罗斯计算机科学家瓦雷里·多诺夫从小患有霍夫曼肌肉萎缩症。两年前，他决定让卡纳韦罗为自己进行世界首例人体“换头术”，但他最近改变决定，决定采取传统疗法改善症状。

　　张迪认为，即使获得患者知情同意，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允许“换头术”实施。该技术不是获得患者有效的知情同意便可实施的临床常规干预。“换头术”并非常规干预，从未在人体身上实施过，且目前掌握的动物实验证据不支持其在人体身上使用。其次，即使获得患者有效知情同意也并非意味着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允许实施。

　　另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是人类的同一性问题。如果我们将A的头换到已被判定脑死亡的B的躯体之上，这一个体是A还是B？或者成为某一新的个体C？如果同一性发生巨大改变，我们必须要思考是否应当允许此类手术，尤其当手术可能创造出新的个体C时。

　　“这类似于对克隆人的讨论，克隆在技术上的成熟度要远超‘换头术’，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禁止生殖性克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同一性’问题。”张迪说，“在目前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言，即使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也不应开展‘换头术’临床试验和应用。”

  （来源：健康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