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患癌晚期，体征指标有手术禁忌，疼痛难忍求“速死”；残疾丈夫用助动车驮妻到江边沉江溺亡。近日，武汉市汉南区法院认定这名“助妻”死亡的老人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儿子对母亲的去世和父亲的行为，深感自责，请求法院宽大处理，给他们一个尽孝父亲的机会。（8月12日《武汉晨报》）

　　事实上，这位丈夫“助妻自杀”，掉进了“生前预嘱”的陷阱，踩了“安乐死”的法律雷区。在中国，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家属，给患者实施“安乐死”，均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尽管儿子们宽恕了父亲亲手将母亲沉江的罪过，并请求法院宽大处理；但亲人的宽恕，左右不了法律的公正严明。相反，在这位丈夫身上，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宽严相济，既铁面无私，又折射出人性的光芒，这也是法律的魅力所在。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法律格外开恩，判其无罪，这位丈夫也会给自己“定罪”，也许在其灵魂深处，良心的审判，比给他4年的刑罚重得多。可见，如今再去谈4年徒刑是轻是重，已经毫无意义。关键是，本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就算妻子身上背负太多太重的苦难，就算妻子留下了“安乐死”的“生前预嘱”，丈夫也不能轻易放弃对妻子的救治，更不能亲手剥夺妻子的生命；否则，哪怕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天理国法也难容。

　　也许，丈夫“助妻自杀”的动机，充满善意——为了减轻妻子的痛苦，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难。殊不知，他只有救治妻子的义务，却没有结束妻子生命的权利。事实上，丈夫认为“助妻自杀”是为了减轻她的痛苦，其实这是一种放弃责任、逃避现实的消极表现，是一种宿命论左右了他的思维。是的，妻子身患绝症，生不如死，确实给她自己也给家庭带来了压力和痛苦；但是，与妻子生命的消逝相比，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正因为“安乐死”挑战了法律，“生前预嘱”才不可以在我国贸然施行。毕竟，法律不能挑战，社会伦理同样不能挑战。虽然社会伦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变化，但其人性核心的理念不易改变；虽然社会伦理与人们追求的高尚文明道德有较大差距，但其仍然受到众人普遍接受和遵从。要知道，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试想，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比丈夫剥夺妻子的生命更残酷呢？因此，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应成为道德与法律设置的双重底线。

    （来源：东方网 作者：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