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其中最大转变在于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专家对此称为诡异现象，“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10年间自杀率降至9.8/10万，降幅达58%，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更成为世界上自杀率降幅最快的国家。而在2000年，国家疾控中心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自杀率为22.23/10万，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可见，专家用“陡降”和“诡异”，来形容我国的自杀率，并不为过。

　　然而，“陡降”也好，“诡异”也罢，均是一种必然。从大局讲，国力增加了，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了，社会越来越公平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痛苦指数”也越来越降低了，从而也带动了自杀率逐年下降。从侧面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农村妇女自杀起到很强的抑制作用。众所周知，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而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

　　但必须正视的是，我国自杀率问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在农村女性自杀率显著降低的同时，老年人自杀率的提升同样值得关注。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固然是好事，但这并不是中国自杀率变化的全貌。根据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从2002至2011年，70至74岁的农村老人自杀率一直提高，在2011年达到41.7/10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到5倍。城市老人同样不容乐观，以70至74岁的城市老年人为例，年均自杀率在1991至1999年期间为13.39/10万，到了2002至2008年，上升到33.76/10万。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自杀率陡降一半”盲目乐观。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自杀干预机制。首先，政府应增加投入，强化公众对心理卫生服务资源的可及性与可获得性。例如，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公众对于心理压力的应对能力；提高医疗机构对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酒精使用障碍等精神障碍类疾病的识别率和治疗率，预防其自杀。同时，严格控制自杀工具的易得性，提高社会化解急性矛盾的能力，寻找导致冲动性自杀的特殊生活事件或社会环境，也是预防自杀的工作方向。

　　更重要的是，提高个人自我调节和减压能力。一部分人群由于成长条件相对比较安逸，再加上心理健康教育的不足，在遇到压力时，往往不知道如何应对，或者应对压力的方式比较简单。因此，每个人都应结合自己的能力和周围环境的条件，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定位。否则，给自己提出过高要求，反而会造成过大的压力。还应和周围的人形成良好的关系，这是对自己心理健康发展一个强大的支持系统。
编辑点评：

    无论是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还是老人自杀率上升，无一不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未来，如何防治压力过大造成精神疾病，从而引发自杀才是关键。

    （来源：东方网 作者：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