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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为何如此盛行?
发布日期:2016-07-20

  最近到公园散步,经常能看到很多中年以上的人占据着公园的各个角落,唱歌、跳舞、扭秧歌,往往声势都非常浩大,有些群体达到上百人。这种现象最近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人移民到国外,在广场上跳舞唱歌的节奏已经蔓延到了纽约。有一些年轻人很看不惯这种现象,把这些人称作“大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称呼。

  这些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在广场上聚集起来呢?在我看来和中国的另一个现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仅为4.3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更别提犹太人的64本了。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人们却不爱读书,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但背后却有更深的原因,就是人们只是单纯为了获取知识功利性地读书,而没有独立的思想。新华书店建立之初,新书一本接着一本地上架,那时新华书店是人们充实自己思想的地方。然而现在,新华书店里面已经看不到技术书和高雅的精神作品了,放眼望去充斥的是配合出国风潮的外语教材,配合中学考试的课外材料,考研习题、计算机多媒体、汽车修理、家庭装潢等书籍充斥着柜台。

  我到过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北欧,发现那里的人特别爱读书,哪怕在公园里,也有很多坐在长椅上读书的人,而我们国家在公园里肯定没有读书人,老年人在一起就唱红歌、跳舞;年轻一点的人聚在一起就打牌。读书和这些活动有一个区别:读书是一种个人活动,非常孤独,是一个人在和历史对话、跟古人对话、也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而这些活动是整个群体互动的过程。欧洲的这种崇尚独立自主的群体性格和思想上的独立是分不开的。在16世纪之前,欧洲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罗马天主教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唯一主宰,神道扼杀人道,大众意识处于可怕的蒙昧状态。1517年马丁·路德公开反对罗马教皇发售赎罪券敛财,从而开始了撼天动地的宗教改革,天主教的主宰地位动摇,良心自由成为新理念新追求,知识分子群起挑战罗马教廷权威,质疑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与礼拜仪式,社会思潮从此活跃。

  爱读书的人是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也是人的一种能力。而广场上聚在一起的人们,应对孤独的能力就稍微差了一些。但是,如何理解为什么被我们称作“大妈”的这个群体特别不能面对孤独?我觉得跟她们的成长经历肯定有某种内在关系。从心理学上说,人的个性60%来自遗传,后天的作用特别是教育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理论是将人的生活状态假设为静止的,实际上,人的生存状态是动态的,是多样化的。或许,从人一降临这个世界,其80%的性格特征来自父母的遗传,但其后的生活环境,经历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个性的发展。

  过去,尤其是“文革”中集体主义被高度提倡的年代,一种孤独的状态等同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一个人如果在房间里读书或者想问题,意味着你有独立的思想,而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一个人有独立的思想是危险的,只有跟大家在一起、参与大家的活动、跟大家一起喊口号、唱同样调子的歌,才是一种安全的状态,谁被这种群体孤立,是非常危险、恐惧的。所以我觉得有那个年代成长经历的人,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害怕脱离群体。反过来也带来了对群体的依赖性,那里有一个群体在干什么,这个时代的人就很容易挤进去,因为在那个群体中才能找到归属感,通过这种归属感实现个人的安全感。

    这种现象在下一代中会不会改变呢?我觉得未必,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也许看不上这些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他们现在可能是在跑马拉松、登山、打牌,然而,这些同样是一种群体性行动。我甚至想,如果中国人持续一代一代的阅读量低、不爱自己独处思考的民族性格,过几十年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在公园里一群现在的新兴人类变成了“大妈”后,也在跳群体舞,差别只是可能伴奏的不是东方红而是双截棍,未来会不会这样呢?

    (来源: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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