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前到现在，很多市民尚处于宅家的状态，从刚开始恐慌焦虑到后来渐渐适应。随着各地疫情形势向好，各行各业也开始谨慎地恢复作业生产。一线专家露出久违的笑容，权威部门释放积极的信号，一些自媒体公众号基于国家卫健委和各地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对疫情发展态势做出了乐观的估计。但是，尽管形势见好，变数却依然存在，谁都不能掉以轻心。阳春三月是否就是我们大功告成之时？在纷繁复杂的不确定之中，我们又能抱有几分确定性？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新冠病毒专家组成员刘国恩

　　疫情消退已成必然？

　　顾问：您是国家卫健委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的成员，据您所知，卫健委掌握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的误差范围大概有多大？从当前数据变化来看，能否确定疫情消退已成必然而且不会再有反弹？

　　刘国恩：首先声明，我并非流行病学专家或病毒方面的医学专家，作为健康经济学家，我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减少次生灾害造成的影响，对疫情本身的认知和判断更多是基于二手数据的分析。从统计数据看，全国新增确诊病例的报告日在2月4日达到了最高点，根据报告日追述的发病日是在1月26日达到最高点，也即拐点，之后持续下降。根据统计学理论，我们有理由基于大概率进行判断：疫情总的趋势应该是继续下行。尽管面对任何不确定事件，我们无法肯定会否逆转，其实，人类社会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观察，其发展无一不处于某种程度的不确定中，但是，按照当前这种趋势，在本月底左右，除湖北之外各地新增确诊下降到零是大概率事件。按照国际标准，在新增确诊为零的条件下若能保持两周到20天，基本就没有大碍。

　　应你所问，卫健委的公告的数据是否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出入反而奇怪，因为这些数据也是人工统计，难免存在统计上的报告误差。其中，主要的误差源于我们使用的检测手段（包括核酸检测和临床症状诊断）仍然不能做到把所有无症状的患者都检测出来，而这些未被检测出来的患者究竟具有多大传染性，持续的时间多久，也就无从判断。但是，如果这些潜在携带病毒者既无症状，又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说明该病毒对其宿主已无明显危害，那么，基于过往流行病的模式，病毒传播至更多宿主的危害会持续递减。从自然进化的角度看，病毒寄生宿主的目的并非消灭宿主，而是要与其共存，杀伤力强大的病毒导致宿主更高的死亡风险，与宿主共存下来的病毒毒性自然更弱。（注：也有观点认为，病毒的进化是盲目无目的性的。）

　　管控措施适当放宽？

　　顾问：现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多地已经越来越接近新增清零。疑似新增清零的那天是否就是这场战役结束的那天？以北上广为例，最快何时可以回到正常的节奏？

　　刘国恩：关于各地多大程度上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此前我也曾撰文呼吁，中央政府可以考虑给予地方政府更多因地制宜的责权，让其根据本地疫情，在复工和防控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关系。以北京为例，除非疫情出行逆转，当下隔离措施的动态调整应该以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为导向，而不是相反。不管外地回京人口与湖北有无关联，只要他们在回京前已经隔离观察了14天以上，而又未出现任何感染症状，那么，基于科学理念，他们是非感染者是大概率事件，从而也就无必要再进行一轮隔离。我们必须时刻牢记，防控本身只是手段，其根本目标是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因此，我们必须要在继续科学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始终思考如何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避免让次生灾害的代价超过病毒本身对我们的危害。对于新病毒的高度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完全掌控；而社会经济活动是人为决策的东西，因此，把我们能够掌控的东西把握好，应该是应对不确定性事物的明智之举。

　　关于如何管理不确定性，第一，要尊重科学，采取有效措施，延续已经获得的防控效果，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第二，不要让没有必要的管制措施产生社会经济的次生代价超过病毒本身；第三，防控措施也得在法制框架内进行，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更应遵守法律法规，越是在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基层越是要规避暴力执法，讲求文明，崇尚法制是我们应对任何乱象的底线和尊严，更是人民群众对政府隔离措施的配合、信任、相向而行的力量源泉。

　　不戴口罩言之过早？

　　顾问：国家发改委最近发布了一个关于公众如何配戴口罩的指南，其中提到，在通风条件好的露天劳动、工作，可以考虑不戴口罩，逛公园时如果没有游客聚集，也可以考虑不戴口罩。建议大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是否言之过早？

　　刘国恩：关于戴口罩的场所，确实也需要普及更多的知识。在日本，我亲眼所见当地如何向民众科普宣传，比如在人迹罕至或人群稀疏的地方，戴口罩的必要性就大幅下降。并不是说空气当中完全没有病毒，如果这条路正好被感染者走过，病毒的颗粒就可能停留，但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发改委对不戴口罩环境的要求其实也符合当前国际标准。另外，我倒觉得，比之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如何科学摘口罩的问题。在外活动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多次摘下再戴上口罩，期间如何折叠和处理，是非常讲究的事情。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口罩正好帮你防住了一次病毒的侵袭，那它最有可能的藏身之地就在口罩外侧，因此需要尽可能不要用手去触碰口罩外表，同时避免口罩外表与其他生活用品的接触。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也是一位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和H1N1流感病毒一样，成为人类的常客，它的毒性也很可能会越来越弱。换句话说，哪怕倾尽国家全部力量进行防控，恐怕也难以完全将其根除。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做好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思想准备，并进行长期抗战的部署调整。就像季节性流感，几乎每年都会到来，并偶尔爆发一通。随着我们对其常规属性的认知提高，科学家发明的相应疫苗成为我们应对这个常客的有力武器，这比隔离更能有效地保护人民大众的健康。在病毒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易感对象，你我未必就不是某些病毒的携带者，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与其相安无事。因此，调整防控措施从短期到长期的战略转型势在必行。

　　邮轮样本有何启示？

　　顾问：面对新的病毒来袭，一开始谁都没有把握，各国也都是通过不断试错来寻求解决方案。比如日本政府最初就采取了优先保证陆地需求、对海上感染源消极“封堵”的策略，有人说，此举非但没有能够阻止国内疫情的进一步蔓延，而且还让“钻石公主号”邮轮乘客遭遇了在劫难逃的命运。您怎么看日本政府采取的封船举动？不让邮轮靠岸是不是最佳的选择？

　　刘国恩：请允许我作为普通公众来谈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正好在日本。几千人被限定在一艘封闭的邮轮上，跟我们对武汉实施封城的管控方式其实是大同小异。武汉封城，当地居民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为了自己，更为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里是疫情的原发地，封城是一时能够最大程度切断病毒输出的古老办法。同样，日本对邮轮的封闭措施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当疫情整体上得到控制，我们对病毒认知、患者识别程度大幅提高之后，就应当积极考虑如何把非感染人群尽快安全撤离，既降低健康人群的交叉感染和隔离代价，同时又为感染人群的治疗服务腾出更多的人财物资源。这个道理对一艘邮轮的病毒管理是如此，对一座城市的疾病防控同样成立。其实，对非感染人群向安全地区的疏散，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体现在提高对感染人群治疗的资源配置效率上，也体现在健康人群可以更快恢复生活和生产能力上，还体现在文明社会积极保护健康公民更为安全的公平正义上。

　　顾问：在日本政府召开的专家组会议上，专家们认为，日本已经进入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阶段。据您观察，日本国内疫情发展的现状和我们最初的情况是否相似？而他们当前采取的措施有没有特别之处或不当之处？

　　刘国恩：显然，中国起初对病毒的认识和日本当前对病毒的认识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当时所拥有的知识和检查治疗的手段都要比现在少得多。比如，大家现在基本都知道了新冠病毒的粗死亡率低于2003年的SARS，但感染率更大。基于中国疫情在先所获取的宝贵数据和经验教训，料想日本对新冠病毒的防控应该更为从容和理性。另外，按照日本社会治理机制和中央政府动员资源的有限责权，应该不太可能采取将大规模人群和各地进行强制隔离管控的措施，否则也不会让“钻石公主号”上的非感染乘客下船回家。基于他们应对疫情早期的更为谨慎或从容的措施，对其人为决策的次生灾害管控应该会更好一些，这一点也许有值得我们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借鉴之处。日本作为地震带上的国家，人们对地震的应对已经成为常态，因此政府和民众已经能够驾驭盲目惊恐，防控机制和应对措施也都更加有序、理性，人们的心态也更加从容。也许，这也是日本在应对新冠病毒侵袭时采取的措施更为冷静的另外一个因素。

　　经济损失覆水难收？

　　顾问：尽管此轮疫情在日本尚未形成全国之势，但首相及企业主们都已经预期其对旅游业和区域性中小企业的影响巨大。反观中国，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因新冠疫情遭受多大创伤？对此，大家的说法不一，有说未必会有直接影响，有说服务业会首当其冲。

　　刘国恩：对经济的影响应当分为短期和长期。短期来看，以疫情的蔓延程度和我们所采取的全国性的隔离措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全国范围内，大大小小的企业停工停产，延误复工，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条本来就不长，在停产的情况下还得给员工发工资，对很多企业来说，都是一大难关。而我们的工业和服务业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与全球产业链实现高度对接，长达一个多月的熄火带来的短期经济冲击应该非常巨大，一月份的经济负增长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因此，国务院也正在力所能及地出台降低税收、借贷、物业、社保、交通等成本的各种措施，促进有条件的地方尽快恢复经济生产，尤其是帮助民营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难以做出科学的预判，因为其中涉及太多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比如，政府在疫情过后可能推出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会刺激经济的更快增长。另一方面，如此重大的疫情给中国以及相关国家产生的直接、间接的负面影响难以低估，这包括对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人口健康的负面冲击都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服务业而言，损失更是巨大而不可逆，比如娱乐业、旅游业、教育业、咨询业的损失，几乎是一去不返。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增长自2010年以来本身就处于长期下行的趋势（从10%到6%），如此大规模的疫情自然会对今年的宏观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冲击。至于多少，我以为预测任何定数的意义不大，因为最后增长多少是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措施的结果。换言之，只要我们现在就积极行动起来，将抗疫情措施从被动转为主动，从短期转为长期，从一刀切调整为因地制宜，科学、理性地设定疫情防控目标的社会预期和各地责权，同步推进科学抗疫和社会经济的复苏行动，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把疫情防控的次生代价控制在病毒本身的危害程度之下，使2020年的中国经济尽可能达到其潜在的增长水平。

   （来源：解放网）